宴请是侗族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本文基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骆团村长时期的田野调查，以侗族宴请为研究重点，进而探究宴请作为整合侗寨的运行机制。根据宴请目的将侗民宴请分为日常性宴请、仪式性宴请和工具性宴请，从而探讨宴请在整合私人关系、房族网络、政治资源等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宴请可以被看作是乡村振兴中侗寨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进而为民族地区治理提供新视角。
宴饮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却绝不简单。无论是古希腊的会饮，还是《礼记》记载的“乡饮酒礼”都体现了这些社会的文明程度：集体一次性地享用丰富的食物；有节制地沉浸于欢腾的氛围；遵从一定的秩序。人类学家也为这一既显现疯狂又蕴含秩序的现象着谜，从博厄斯起就开始了宴饮的研究。侗族以“百节”闻名，侗民们慷慨好客、团结协作、欢庆豪饮，他们崇尚集体生活，而这些节庆活动又整合着侗寨。在宴席上人们投入情感、算计、演技、人格，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交往景象。
饮食，包括宴饮，承载了诸多的礼仪规范和风俗习惯，并形塑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礼仪实践。共食在中国社会有悠久历史，且在分食和共食之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人类学者已对饮食、共餐进行了深入研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son Smiths）对闪米特人的宗教与献祭现象进行研究后提出共餐，“那些在一起吃喝的人被一种友谊纽带以及相互责任紧紧联结在一起”。陈志明把共餐分为家庭共餐、社区共餐、仪式和宗教共餐、政治共餐和招待共餐，认为“共餐给人提供了亲自经验的社会关系，还是一扇研究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窗口”。华琛从共食探讨了宴会中的平等关系，认为同食一盆菜混搅了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等级，从而呈现出平等性。郑姝莉借助宴请探讨“请客不收礼”现象，阐释了收礼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袁东升从族际互动视角分析共食现象，认为共食体现了山地民族族际之间的互动和交融。
侗族属古“骆越”的后裔，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宴请礼仪和社交礼仪。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侗族饮食及其文化规则。秦秀强把饮食与社会变迁相连接，从而通过侗族饮食变迁来探究社会变化。袁仁琮分析了侗族的饮食结构、待客之道，并归纳了该族宴请客人的分类，“一般客人，一定要吃点什么才能放走的客人，必须款待的客人”。罗康隆研究了侗族的饮食习俗对当代社会生态维护的功能。谢鸿珊认为侗族饮食文化展现出侗族生态的基本特质，是侗族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过程和结果，生态环境是决定侗族饮食文化特点的重要标志，包括饮酒、酸食等。龚伟探讨酒的侗文化内涵及其对侗民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的作用，提出侗酒的作用贯穿于侗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并对侗酒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慧认为侗族食物的生产衍生出一系列的饮食文化，如敬酒歌和拦酒歌。吴大华等人提出民以食为天是侗族习惯法萌生的社会基础。赵巧艳通过分析以侗族火塘为中心的共食来研究家与分家。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尚未从宴请角度论述侗族的社会整合方式。通过对湘桂黔三省边界的骆团侗寨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侗民的宴请并非简单的吃饭和喝酒，而是嵌入到族群文化、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全过程。为此，本文以宴请为研究对象，探讨侗民宴请体系中所体现互惠关系、权力与声望，进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宴请整合侗寨的过程。
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绵延构成了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结构是一种在制度控制下或在已确定的关系中所做的人事安排”。湘黔桂三省侗族社会结构是由房族、寨集体、款组织同构而成，从而形成了层层嵌套的社会结构。侗族生活在湘桂黔三省交界的20余个县域范围内，这片聚居区山峦叠嶂，侗民就居住在山间河水流经的河谷平坝上。清代开辟苗疆，侗民在清水江、阳河沿线发动了多次起义。历史上为了躲避封建王朝的政策压迫，或避开战乱，侗民在这块区域内不断迁徙。如今，许多侗寨由集团迁徙形成。
骆团村坐落于三省坡北面坡脚下，西与贵州黎平的洪洲镇六爽村交界，南与上岩村接壤，东与虾团村相连，东北边与独坡村接边。2018年全村有17个小组、770多户、3150多人。自从1958年开始，骆团分为骆团和新丰两个行政村，前者管辖7个生产组（包括守冲、双村），后者管辖10个生产组（包括教香、各龙、王天沟）。2017年乡镇区划调整改革，骆团新丰两村合并，共17个生产组。骆团村总土地面积47323.6亩，其中水田面积2437.2亩。根据当时数据可知户均水田约3亩，平均地块14块，田地非常零碎。
湘桂黔三省交界的“独坡八寨”之一骆团侗寨经历了数次社会变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村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由于没有了土匪等外部因素，村寨得以从军事性组织解放出来；其次，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使村寨有了新的秩序观念和新的秩序执行者，生产小组、生产队成为村落的基本单位，侗民被分配到不同的组和队，服从组长和队长的安排；最后，公社集体制废除后，人们面临市场经济主导的新生活经验。骆团村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外出务工，年轻人主要到广东、浙江进厂打工；35岁到55岁的男性有一部分在本县打零工，主要是建房，更多的人在农闲到广西的木材基地打工，或做建筑工人。35岁以上的女性如果公公婆婆可以种地，帮忙带孩子，她们就会选择跟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如果家里没人种地，女性就回到家里。还有一部分女性在县城一边陪读，一边打零工。全村有80多户在县城工作或陪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村落面临社会秩序的重构，以完成村落秩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作为少数民族聚集的骆团村出现了学者所提及到的村庄空心化，无熟人主体的熟人社会现象。由此，如何维持社会秩序是侗族村寨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宴会是骆团侗族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宴会不仅贯穿了侗族人的日常生活、节日庆典、重大仪式和民俗活动，而且勾连了个人、家庭、房族、村寨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网络。相应地，宴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联结方式，不同主体的宴请连接不同的对象，主客在不同礼仪、节庆、仪式和事件中交替伸缩，形塑了个体之间、家庭之间、房族之间和村落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笔者以黎、瑶、侗3个山地民族村寨的饮酒做人类学考察，认为“饮酒已经嵌入到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饮酒作为山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为民族文化之中”。贺海波认为当前乡村治理正在从经济驱动转向文化驱动，乡村传统文化振兴诱发不同主体的互动，发挥了一定的文化治理功能。侗寨酒席因为时空、人事的不同，具有场景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无论是日常性饮酒、还是人生仪式上的饮酒，还是工具性宴请，以酒佐餐，以酒行礼，以酒交友，因酒邀客是侗寨社会重要的礼仪。在田野期间，笔者时常被邀请喝酒，或者主动参与寨内宴请活动。在侗族的宴会中，人们可以充分地互动交谈。合拢宴是侗族的重要宴会，特别能体现侗族好客的特征，合拢宴也是“侗族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有一套完整的礼节”。侗民在完整的礼节规范下，共饮、共乐、共唱，酒成为仪式的媒介，酒席上众人同时举杯，将杯朝向中心，或朝向对方，或相互碰杯；点头致意，或说祝酒辞，唱祝酒歌，一系列的或简易或复杂的饮酒仪式，将能言明或不能言明的关系、情感、祝福融入酒中，便完成了亲自体验的宴会共情。
宴请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社会活动，通过宴请，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关系构建的过程。骆团的人情往来与社会关系构建皆在宴请中获得实践。面子、信任、规则等在宴请的框架下组成了侗族的社会结构与习惯仪式。骆团的“自己人”认同就是通过宴请来激活关系与人情往来从而进行与维系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基础产生的人情、面子、信任、关注都在宴请的规则下运作，这一机制是骆团的“内部化机制”，而骆团的集体社会就是靠这种内部化机制维持着稳定。侗族宴请主体是以村民家庭为单位，由此主家取得场域的主导地位。宴请创造了一个具有我—陪酒—客人三个基本元素的社会空间，在广阔陌生的外部世界中打造熟悉的社会场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获取行动方向。骆团侗族的宴请根据功能主要分为日常性宴请、仪式性宴请和工具性宴请。
骆团侗寨村民的日常性宴请时间较为随意，一般是得到山货野味，或者是家里有客人等等。宴请毕竟是种食物馈赠，举办宴请的主家还是会准备较为丰富的食物。日常性宴请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村支书，其本身处于关系的上层，拥有较大的异质性关系网络；二是做生意的商人，与外界交往多，他们的社交关系呈现多样性；三是村内非主流人群如光棍，他们的关系网络也呈现多样性，但联结力较弱。这里主要以美霞爸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其是如何通过日常性宴请来积累个人声望的同时，并扩展了私人网络。
美霞家在村里卖猪肉、猪苗，她爸在房族中是总管。美霞爸十分慷慨好客，如果有老板想要了解村子情况、推广产品，就被带到美霞家，这样就扩展了美霞爸的人际交往圈。此外，美霞爸接待过几任支教老师，他们一家人的热情好客给支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美霞爸通常一星期请一次客，比如得了野味，或者拿到一根猪蹄就会喊朋友来家里吃饭。美霞家巷道的路口有个火塘，住在附近的村民经常聚集在此闲聊。美霞爸日常想要喝酒时，如果路过火塘，便随机邀请村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日常性宴请，不是每个村民都会答应邀约。虽然美霞爸说是吃“便饭”，甚至不愿承认自己请客，但是对于赴宴的人，心里还是想着要还。不过，这个“还”对于双方来说，不算人情债，因为他们互相请客。哪天上山讨到一些野味（蜂蛹、田鸡、菌子、蕨菜、笋子、田螺等各个时令山货、水产都可以成为请客的由头），便会叫上美霞爸一起喝酒。
虽然“我请你来，你来了，我们就喜欢”是村民们经常在日常性宴请的口头之辞，但是身处宴请体系的村民们都知道互惠性关系的存在。美霞爸作为侗寨内有声望的人物，他通过日常性宴请来维系私人网络。边燕杰注意到中国社会宴请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手段，但这背后却有着复杂的规则即关系资本存在于个人的这种声望中：他必须作为慷慨的施恩者和通向其他关系资源的网络桥梁。因此，宴请者必须是一个慷慨的施恩者和通向其他关系资源的桥梁。
这里的仪式主要是指人生仪式，包括生育、婚姻、建房和葬礼等人生礼仪，这些礼仪事件在骆团侗族的生产、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对这种宴请方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骆团侗寨共同体的理解。
在田野中，笔者若问一个村民为什么房族那么重要，就有人回答：“老人过世了要房族抬棺啦。”由此可以看出房族在骆团应对村落秩序和社会整合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房族也叫“补拉”，是侗语“父子”的意思，“补拉”以核心家庭为基本结构，是父系世系群。世系群内部呈现多层分化，人们并不无限追寻同一个祖先，一个侗民把往上数三代的同一祖先下的男性群体，称谓亲房。姜又春提出，“补拉联姻是坪坦河申遗侗寨实现村落社会整合，维持社会结构延续稳定最富有文化特色的手段，在坪坦侗寨社会结构中，‘补拉’是基本的划分单元，经由这样的划分，可以确定同一姓氏内部不同支系的边界”。事实上他们共同居住，保持亲房数量在10到30之间的户数，以便于补拉成员进行权利义务关系的实践。
传统上，侗寨寨老在村落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家庭中以老为尊，侗族的敬酒歌就是先敬老人。同时，侗族将死亡的意义看得很重，因为老人的过世是影响子孙后代的事，如果有人不是“好死”（除了生病外的意外死亡），则不得入坟，遗体要烧掉，灰烬顺水冲走。否则会将“不好”传给子女，甚至给房族带来灾祸。在与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博弈中，侗族已经形成了一套避灾保平安的生命逻辑和信仰习俗，并对其成员有规范和制约作用。葬礼仪式是人生仪式的末尾部分，对其进行观察，可以分析出当地的风俗人情、行为习惯、心理认知以及信仰等文化内涵。在骆团的治丧中，总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老人去世，主人家立即请总管料理，先请先生设灵堂，算下葬日期。在停灵期间，天天都有人上门吊唁，所以每天都摆酒。侗族老人过世被称为是白喜，虽然是丧礼，可是侗族对寿终正寝的老人都当作喜事来办理，并有一套治丧礼仪。
骆团侗民把死亡分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老人上吊、蛇咬、枪打、跳河、跳楼、服毒，都是非正常死亡，要用火烧掉尸体。死凶不给进坟墓，如果不到60岁过世，也不给进坟墓，怕葬进去会有“遗传”，会把不好的留给下一代。意外死亡的人，即使岁数到了七八十岁都不能进坟墓。侗民认为必须在家里死，在床上死才算“好死”。因病死亡也算正常死，但是死在家里才算“好死”，所以一般这边的医生都有经验，会提前通知家人将老人接回家。更多的老人选择不去医院，都是村医上门诊治。一位村民向笔者讲述了其参与的一场丧事：“今年我们房族有一个人在家上吊死了，拿去火化拿去丢了，不给进坟。一个男老人，他有3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在广州打工，他是病了，头脑不正常。他女儿让他外孙过去看着他，他们在下面做饭的功夫，上来喊他发现他上吊了。然后赶紧喊总管，总管就喊我们，每家出一个人，必须去，都不想去，但是房族没办法。硬着头皮去，等晚上10点多，我们把他用席子裹着，抬到电站那边的空地，拿汽油、木头烧，看着烧完。然后灰烬就冲走。回来后，他家还要请我们吃一顿，饭没有味，酒也淡，就想赶紧走。”
侗族认为正常过世的老人，则有两个灵魂，其一守坟，其二守家，成为保佑家宅安康的神灵。老人也依然是直系子孙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决定家庭的福祸，因此，侗族十分看重白喜。白喜是给正常死亡的老人举办的葬礼，一般为期3天。在下葬前，子女日夜守灵，房族亲戚朋友陆续来吊唁，香火不断。亲房、亲戚还要夜晚守灵，守灵者皆着孝帕。老人上山的当天中午为正餐，晚上也会继续招待宴客。第二天中午由房族应盘，这餐是太平酒，白事办的三餐酒的最后一餐很重要，喝完后“白转红”，主人家可以把白对联换成红对联。老人安葬后的第二天晚上，亲房的每家一个男性长者陪孝子“求财”，习俗是“父去女儿家，娘去外婆家”。下葬过程不但房族、亲戚全程陪同，而且承载老人一部分灵魂的遗体需要从家运到坟地，这是最辛苦的环节。杉木做的棺材要扛过山路到坟地，一路上二三十个年轻人喊着号子，遇到陡坡，连拉带推，很是艰难。但越是艰难，年轻人们越是干劲十足。房族的力量就从他们的吼声中喷薄出来。
作为仪式单位的房族在其成员的生老病死上发挥着协调和互助的作用，成为一个事实上的集体组织，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礼仪”为规范的社会秩序整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一个房族成员办酒就是靠着房族每家割一斤肉，或者带几块腌鱼腌肉，凑出的酒来完成。“房族参与”是侗族的人生仪式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无论是与孩子有关的宴请，比如三朝酒和满月酒，还是与侗族婚姻的宴请，办喜茶、办喜酒、回门酒、舅公酒、圆酒，以及丧礼的白事，都需要房族的支撑和亲戚的协助。对于房族来说，每个成员的人生礼仪是房族的公共事情。因此，这些红白喜事由房族总管统筹安排，在总管的统筹下房族成员互相协调，房族成员一起做宴请食物的准备，陪客接待，宴会食物的烹饪，宴会场地的安排，都在房族内进行。
村民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是从房族组织的宴请协作中习得的。红白事、建房酒等人生礼仪的宴请，均由房族操办，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完成了关系的再生产。骆团人对如此繁琐而持续相对长时间，而且经常轮换聚餐地点，在不同村落举办的宴请，却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他们对亲戚、亲房看得很重。重大的人生仪式都是在亲戚、亲房的支持、帮助下完成，表明互助共同体不仅仅是在食物、人力和资源上的互通有无、互相协助，而且是情感支持、关系往来、秩序重构上的共同体，每一个人都是互惠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平等又密不可分。在这些频繁的互助中，以房族为单位的血亲形成了互助共同体，以亲戚为单位的姻亲形成了互惠共同体，互助互惠形成了当地重要的社会关系实践，有利于他们维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代际更替，完成生活世界的持续与稳定和意义世界的重构和再造。
除了仪式宴请与日常性宴请之外，骆团侗民还会进行一类具有明确目的的宴请，笔者称之为工具性宴请。这类宴请的目的不是维系房族网络，而是通过工具性宴请平衡关系、解决麻烦或者获得资源。工具性宴请随社会变迁，其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侗族通过工具性宴请，平衡各方势力、运用关系解决问题、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以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达到资源的再分配。
上文提到的各龙组是骆团较为偏远、资源较少的自然组，乃至附近的姑娘很少愿意嫁过去。各龙组现有的居民是从骆团搬过来的17户，都是原先稻田在各龙附近的人家。贫瘠的外部条件使得各龙成为骆团最团结的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行动力，总是表现出改善本组的生活条件与资源现状的强烈愿望。为了改变生活环境，他们全组筹款，请了工人用挖掘机在附近挖出了一片平地，然后整体搬迁过去。
对于生存条件艰苦的各龙组来说，关系的拓展与维护十分重要。2018年各龙组自筹建设一座鼓楼，每户上交2400元人民币，筹到了11万元人民币，还有9万的缺口。在政府拨款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各龙组的村民靠着镇长开具的“关于独坡镇骆团村各龙七组修建鼓楼的证明”四处“化缘”，最终获得了700多人的捐款。在鼓楼落成仪式前，各龙组邀请700多位赞助人参加鼓楼落成庆典宴席。当天有两百多人参加宴请，还有4支村文艺队前去表演助兴。笔者在田野中参与过各组的宴请，但各龙组的宴请总是“阵仗大”，人也最热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得知各龙修建鼓楼，当天晚上在组长家摆了两桌酒，笔者与师傅、组长一桌。据悉，侗民十分尊重木匠师傅，尤其是鼓楼师傅。修建鼓楼期间，每家轮流招待工匠吃饭。招待师傅的菜除了猪肉、牛肉，还有招待贵客的腌鱼腌肉。这样丰盛的宴请，仅靠一家一户是难以维系的。因此，对于重要的或者长期性的宴请，各龙是举全组之力进行招待。在各龙组的宴席上经常能看到组里的老人、妇女和中青年男性。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侗寨都可以建鼓楼。对于村寨领导者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调节各小组的关系。各龙组争取到了鼓楼的资源，并通过落成仪式宴请，扩大了影响力。“团队作战”的各龙组给村里、镇上的领导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大多对各龙抱有团结、热情的评价。除了村书记、村主任等领导经常被邀请到组里吃酒，镇长也是各龙组的常客之一。笔者在一次各龙组的宴请上结识镇长。看得出来，各龙组的村民与镇长关系熟稔，席间敬酒不断，笑声不绝。镇长告诉笔者，他来这个组比较多，因为这个组比较团结，组长也很积极，工作比较好推进。这些精心维护的关系发挥了作用。2018年村书记优先把寨改的一笔经费拨给了各龙组做道路硬化，这将大大改善各龙组通往团寨的交通情况。此外，2018年各龙组长补贴被村主任克扣了，组长讨要无果，于是他便找到镇长反映情况，镇长很快出面解决了难题。由此，鼓楼已经成为侗寨的标识，在侗族社会结构中不仅是占据中心的地理物理场域，而且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调节着村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侗寨的宴请体系按照宴请目的可以分为日常宴请、仪式性宴请和工具性宴请来呈现。这三种宴请体系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形塑了骆团侗民的社会结构，从而维持着整个侗寨的运转。
日常生活宴请具有随意性、私人性，是侗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美霞爸在家得了野味或者是其他食物，便想与村民一起分享，这也使村民们对他形成了慷慨好客的印象。美霞爸的日常性宴请一方面可以维系了与村民们的关系互动，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积累他的个人声望，从而使其交际圈子扩展到村外。
仪式性宴请具有礼仪性、社会性，贯穿着侗族重要的人生节点。宴请活动的展开是侗族社会关系的展示和再生产，血缘关系组织——房族是侗族天生所属的组织，房族通过将侗族的人生礼仪作为房族的公共事务来组织，使侗族认同房族，遵从房族的“礼”获得声望。小组与房族之间既有同构关系，又有张力，村委利用宴请平衡小组之间或房族之间资源分配的差异；侗族在宴请中不断展演着房族中的“我”与客人的关系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延申到现代生活场景中。
工具性宴请具有资源性、外源性，成为政府治理侗寨的桥梁。在熟人社会中，面对“自己人”的时候，人情文化逻辑往往优先于其他逻辑，使得人们先更容易把“自己人”的利益往前排序。“关系”的资源再分配功能使得个人可以通过“拉关系”“走后门”之类的行动策略，从掌握资源或掌握分配资源权力的人那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宴请是一种社交关系再生产的途径，有利于人们在席上通过对关系的建立、维系与拉近去获取资源、谋求政治或经济的利益。而宴请作为关系运作的重要媒介，除了可以表达情感、增进关系，还有神奇的转换作用，能让“公事公办”逻辑的场景转换为人情文化逻辑的场景。对于各龙组的村民来说，维护关系、建立关系、拓展关系以换取资源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手段。通过频繁的、精心准备的、热情的宴请，各龙体现出的集体凝聚力让领导们，也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换取到了一些资源。可以想见，在资源条件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各龙组的村民依然会忙碌于下一场热闹的宴请。
骆团侗民积极组织宴请，并邀请不同的人参与宴请。从偶然获得野味的日常性宴请到人生礼仪的仪式性宴请再到向政府获取资源的工具性宴请，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串联其骆团侗民的生活结构。这些大大小小的宴请体系组成了骆团侗寨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了侗族与内外建立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同时，侗族以宴请作为整合侗寨的重要方式，对侗寨社会秩序的重构和侗族乡村社会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新时期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