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app官网下载江南app官网下载五千年，一个太遥远的年代，远到我们以为此时的先民还是衣不蔽体、茹毛饮血，但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他们身穿丝绸、佩戴玉饰、脚蹬木屐，种植水稻为食，制作漆器陶器为生活用具，发展出堪称当时最先进的生活方式。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申遗成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理由除了高度发达的稻作系统、宏伟广阔的遗址范围外，最重要的一条是，良渚已具有“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一个比夏朝还早的“国家”？这是让人惊叹的发现。它意味着，良渚文化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前奏，更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集群有着千丝万缕的同源联系。传统认知中边缘化的“南蛮之地”如何发展出一个古老都城并实现对富饶中原腹地的赶超，让我们跟随考古发掘的脚步，穿越五千年，由外及内探索这座“中华第一城”诞生的秘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良渚古城是近年来随着申遗成功才火起来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对这座远古大都会的考古和发掘已历时八十多年。四古工作者前赴后继，才有了今天所有关于良渚文化的认知成果。

　　193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这片沉睡千年的遗址被一位来自浙江西湖博物馆的馆员施昕更唤醒。随后的几十年内，考古工作因战乱停止又艰难重启，终于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周边先后出土大量玉器、陶片、石器等，让远古先民生活过的痕迹重见天日，并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其间，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点-遗址群-都邑-国家”的认知逐步升级，至2015年，良渚的国家社会形态被最终认证。

　　此前，我国的国家社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尽管学术界对夏朝是否存在尚有争议，但良渚文明的发现，却以实证将国家社会历史线年。良渚文明的影响很广，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广东石峡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明的存在。良渚王国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崇玉尚玉的文化，还是被后世的文明所继承，直至融入到华夏民族的血脉中。

　　良者，善也。渚者，小洲也。所谓良渚，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五千年前，北至长江、南及钱塘江以南的地区，气候宜人，草木繁盛，水道星罗棋布。在呦呦鹿鸣声中，勤劳的良渚先民这片湿地上建房开垦，最终形成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为核心的大型东方水城，仅内城面积就达29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被称为“中华第一城”。

　　作为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城遗址内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建造这个巨大水城的巧思：南城墙展示的唯一一处考古发掘剖面显示，下方用石块铺垫墙基，上方用黄色黏土堆筑，可保证城墙筑于湿地中而不倒；莫角山上残留的房屋基址，均是先用土堆砌成高台，再在高台上建造房屋，能做到管他潮起潮落，屋自岿然不动。

　　良渚先民夹河而居，修建了八处水城门及一处陆城门，通过贯通古城南北的主干道——钟家港河道，运入木材建筑房舍，运入粮食维持生计，亦供人出入。以水路为主要出行干道，在后世城邦修建中亦可见。例如描绘北宋繁华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汴京的城东水门，足见刻在民族DNA里对与水有关宜居地选择的趋同，以及生活脉络的传承。

　　走出内城，古城外围还有包括老虎岭水坝在内的多达11条坝体，连接内城水道，组成外部水利系统，预防天目山在雨水期形成山洪对内城冲击，兼具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综合功能。据科学测定，良渚的水利系统早于大禹治水的传说1000年。原来，良渚先民才是最早的一批“弄潮儿”。

　　靠着日积月累的逐水而居生活经验，良渚先民真正把“渚”变为了“良渚”，并逐步修建起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向心的整体格局，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城墙、宫殿、王陵、仓储、码头等区块功能齐全，内外城郭分明，已具城邦雏形。

　　城邦区块功能完整，构成了国家诞生的外部要件，而更重要的是，良渚内部出现了维系国家秩序的要素：社会阶层分化、统一信仰体系与国家礼制诞生、大规模社会化生产组织形成。而这些要素，都隐藏在良渚玉器、漆器、陶器等出土文物和墓葬、居址等遗址中。

　　就像古埃及人为法老修建金字塔一般，良渚先民也在高处为权贵者修建陵墓。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王陵，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地，这里出土的随葬玉器，与其他墓地相比无论类型还是数量都呈现巨大差别，承载着不同的阶层权力。比如，玉钺象征军事权力，只有王族可享有，而玉璧则是贵族阶层普遍享有。与之对比，主城外的小型平民墓地，随葬品则主要为陶器，鲜见玉器。

　　同时，从纹饰和功能来看，玉器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还是祭祀的礼器，代表为玉琮。这是良渚原创的玉器类型，形状内圆外方，或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有关，因此用于祭祀神明，只有国王和主持祭祀的巫师才可持有。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东北5公里处的瑶山遗址，便保留下了一座完整的祭坛，先民在此献上玉琮，祈祷风调雨顺、子孙绵延。

　　玉器逐渐成为良渚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标志物，服务于王权，因此，出土了重达6.5公斤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的反山12号墓，被广泛认为就是良渚王的墓穴。“玉琮王”上雕有完整的“神面纹”，复杂的雕刻工艺即使放到现代，也要至少三个月时间制成，令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神面纹”中包含的鸟爪，作为农耕时期的经典形象，也出现在两千多年后同地区生活的越人的图腾上。

　　在玉器之外，丝织、黑陶、漆器、木器等手工业也在良渚萌生，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生活作坊区，出土的陶器有鼎、盆、钵、双鼻壶等，漆器有盆、豆、觚等，骨器有针、锥、镞等，反映出五千年前这里的繁忙景象。在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古老农耕文明之上，大规模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进一步支撑起千年城邦的运营。

　　至此，良渚的国家要素全部集齐，这颗“江南遗珠”在新石器时代发展出的生产力与文明程度已经足以媲美中原，与其他流域集群共同缔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站在良渚古城遗址之上，于天人交会之间感受到的血脉共鸣和智慧传承，在每一块玉器、每一方台基、每一片垫石中鲜活起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五千年的时间虚化了一些真实，但良渚文化却依旧可遇、可观、可品、可证。

　　五千年，良渚古城从神话传说变为考古真实，又再度成为一个让我们赞颂的文明奇迹。